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7/19页）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