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7/18页）

他的广州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小俾士到海关伦敦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同时他也捎去了一张字条。不过，字条上面赫然写着——“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在伦敦大学深造过的毕业生不幸落榜了。可是，更多的出自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高材生却被赫德罗致麾下。

赫德也清楚，他之所以这么清正廉洁，除了个人修养，更有外在因素，一是前任的前车之鉴提醒他，清廷是绝不允许他犯错的；二是英国政府视海关为对华关系的基石，他的任何贪腐行为都会有损祖国利益；三是俄、法、德等国对海关总税务司宝座虎视眈眈，就等着他出丑闻，“便可取而代之”。于是，赫德不得不模范地遵守他自己亲手制定的一项项规定，一个带头奉公守法的海关首长，就这样在制度的藩篱下成长起来，以至于恭亲王奕?禁不住感叹，“要是我们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

杰出的人物无法复制，有一个赫德已然足够。因为，他的确没有辜负恭亲王的殷切希望。1899年，海关税收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两白银，比他入主海关时的六百万两，翻了五倍。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36年中，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

可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再多的银两也无法填补这个帝国的千疮百孔。就在1898年，恭亲王怅然离世，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黯然收场。

这样的结局，赫德始料未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他曾经无比看好全力辅弼的变革，会被后世的学者揶揄为“跛足运动”。不过，相较晚清衙门的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洋海关却能做到廉洁高效，赫德也算对得起恭亲王与大清了。

民国反腐“肌无力”（上）

法制悄然起步

民国鼎革，共和肇建，作为创建者，孙中山痛恨贪腐，决心肃清之。他从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那一刻起，就开始致力于构建反贪腐的机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南京临时政府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施行廉洁、统一、合理之财政政策和措施，“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革命初成，新政肇始，领导人抱有清明吏治、振兴政权的决心和信心。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减少因没有制约而滥用权力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较好地体现了民主、权力的制衡及廉洁、反贪的精神。无奈新政苦短，革命党人的一腔抱负未及实施，也无法检验其是否适合中国，短短的三个月后，孙中山被迫让位，一切反腐条文皆成故纸堆。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就监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对行政权力享有监察权，迁都北京后，袁世凯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专门开设了平政院作为监察纠弹机构,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设立平政院,将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与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较公开的方式监察行政官吏，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对象，从书吏到县知事、道尹、省长、都督、部长乃至国务总理皆有，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谓开天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