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12/18页）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

介石与戒石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