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22/32页）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八九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晌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法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然而这一时刻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能够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和尚”已死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新党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