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第14/18页）

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相互不信任缘起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