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16/27页）

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