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第11/17页）

到目前为止，殉道者都是平民，并没有什么有钱有名的人。他们所持的意见多半都是宗教狂热派的意见，这是人民大众最欢迎的。人民为他们的勇敢表现而自豪，不久就开始责怪社会上层人士的怯懦和麻木。老百姓们说：“荣誉观念从前多半是在头上的，如今它好像得了痛风病，往脚下发展了。”其实并非如此，乡间的贵族与绅士、高等市民的愤怒不亚于人民，不过他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在等待可以一举成功的机会来临。这次的公众呼声鼓舞了他们，赋予他们自信。时机已经到了，全国人民已经被彻底调动起来，现在所差的只是知名的、稳健的、影响巨大的领袖们了。他们很快会起来抗争，不是作为冒险家，也不仅仅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己任。

白金汉郡有一个绅士名叫汉普登，他发出了全民抗争的信号。在他之前，曾有过几个人尝试起义，但没有成功。他们同他一样，拒绝缴纳以船捐为名的苛税，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法庭审议，但法庭一直想方设法躲避此事。汉普登于1626年及1628年当选为反对党议员，却未曾招致宫廷的特别怀疑。自上次议会解散以来，他生活得很宁静，有时住在乡间，有时在英格兰及苏格兰游历，无论到哪里，他都仔细观察当地的人心趋向，但从未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资产丰厚，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的态度滞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不敬重他。他们都说他通情达理，反对现在通行的制度，既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们并不怕他，也不想伤害他。1636年，他们指派捐款时，只让他捐出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其实是想轻易地放过他，而且希望避免这样一个谨慎的人抗捐。汉普登不肯出捐，但他并不感情用事，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利抽此税捐。他在监牢的时候也很安静很沉默，只求将案子交付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希望国王也乐意这样办。国王最近才得到法官们的保证，说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这种税捐可以合法地征收，所以充满自信的国王愿意让汉普登打这个官司。汉普登的律师们办这个案件时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到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避免任何危险的原则，只以本国的法律和历史为依据。律师中有位霍尔本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几次暂停不往下说，而请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并请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要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民的愤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汉普登的罪案于6月12日宣判，表决时只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暗自欢喜，认为这是专制的决定性胜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从此以后不用再指望法律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了。其实查理并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理由，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度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行动一致；可这次判决一下来，包括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等，总而言之全国人民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都在谈论汉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表现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行为典范，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宫廷的朋友及党羽，都不敢说这场判决是合法的。法官们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图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出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大的人则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怒，以便在私下里得到一点满足。无论伦敦还是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满腔怨愤的人找到了领导者，他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在制定措施，决定到必要时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简单地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却已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内阁仍在为他们最近的胜利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们已经找到起事的时机和行动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