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第12/13页）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劳德主教，1573年生于雷丁，当时任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

]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　包括达德利·迪格斯爵士、爱德华·利特尔顿爵士、诺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