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第5/10页）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统治的一个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问题，因为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对非洲人整体而言，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件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于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彼此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观念的总和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竞相效尤。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官、有抱负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