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8/8页）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