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3/7页）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自由地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悲剧表演的开支都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对舞蹈、歌曲和对白做出回应——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其他大量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拥有流传下来构思故事的传统仪式优势，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发挥了作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或480年～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希腊人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如果它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这么做。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少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带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以变化、调整、微妙化和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欧里庇得斯不是这样。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一些习惯性的宗教虔诚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保存一种场景，在人类戏剧性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再也不相信现实或狄俄尼索斯那样的神的力量了，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参加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日！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古典悲剧的复兴很快就变成了过去。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戏剧作家只探讨人性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哲学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