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5/11页）

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前330年）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冈比西斯——居鲁士之子和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所灭亡。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帝国的技术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1000年代，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争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