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第7/12页）

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脱离背景孤立地看待事实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就像常见的描述方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也许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大脑功能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人在逻辑和科学方面强于东方人。

但是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实验并没有表明东方人不能将事实和背景区分开来，或者说西方人无法从恰当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他们不大适应用对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东西方人都能够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

在每个时代的每片土地上，我们总会发现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前者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后者着迷于错综复杂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变化的只是他们面临的挑战。1600年左右，当欧洲人开始发展大西洋经济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带来了问题。机械模型和科学模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接下来的400年里，这些思考方式融入了西方教育中，并渐渐地成为默认的思考模式。在东方，大西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那么迫切，甚至到了19世纪，这个过程也没有走太远。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无法产生冒险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这两个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一群新的社会学家从日本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为集体自我牺牲的精神并没有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释了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理智的结论，那就是人们会促使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这个结论也许能够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弗林效应。自从有了智商测试，测试的平均分稳步上升（大约每10年提高3分）。想一想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真是令人兴奋，但是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以现代、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而这正是这些测试所要测量的。看书比听故事更能让我们变得现代化，而且，令很多教育家恐惧的是，玩电脑游戏能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现代化。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文化对变化的环境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例如，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一些非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条非常愚昧，令人们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都是伊斯兰教徒，以及为什么直到16世纪，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都无人能够超越。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后许多伊斯兰教徒对军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正如13～14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现在已经非常现代化，足以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不过，总的说来，随着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国家的核心变为外缘，它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令人感觉它是受害者。要结束这种局面，对伊斯兰教来说，任重而道远，但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

文化和自由意愿这两个因素，使莫里斯定理变得更加复杂——莫里斯定理认为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寻求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他们偏离了任何简单的理论。但是第一章至第十章的那些事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