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第14/25页）

从长安逃离出来的人们向南方迁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8]。与中国北方的强盗国家不同，东晋拥有奢华的宫廷，并保持汉室皇族一贯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创造出卓越的文学和艺术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朝代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

但在表面的光鲜背后，东晋帝国也和北方国家一样四分五裂。北方贵族逃亡南方后，对于遵从皇帝命令毫无兴趣。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为趋炎附势的寄生虫，依附皇室朝廷为生。另一些拓殖长江流域，并在这片炎热湿润的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本土居民驱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的水，让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在此定居。

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酝酿蔓延。从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贵族与南方旧贵族长期不合，各个派别的贵族共同打击中层富裕阶级，富裕的中层精英阶级压榨农民阶级，各阶层的汉人将本土居民驱赶至山区和丛林，每个人都在反抗危机四伏的建康朝廷。尽管写就了许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诗歌，逃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并不急于交税或是臣服于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势力。晋朝天命已尽。

罗马帝国与汉朝统治的不同之处

和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不同，由东西方交流引发的危机影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当时西方出现了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编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说，该书的主题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直至今日（18世纪70年代）仍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吉本是正确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会发展重新攀上了罗马帝国时期达到的高度。

罗马帝国和汉朝皇帝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运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的统治者恐惧内战，于是将军队中立化，导致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地主阶级；相反，罗马帝国统治者接管了军队，并将他们的亲属任命为军队首领，并用平民补充军队。这种做法导致平民很难反抗皇帝的意志，但对于士兵来说却正好相反。

这种体系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许多罗马统治者都有神志失常的倾向，周期性的冲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纵欲放荡，甚至让他的马成为执政官，这已经够荒唐了；而尼禄竟然强迫元老院议员当众唱歌，甚至杀害胆敢违抗他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68年，军队中三个不同派别分别宣称他们的首领为皇帝，最终一场残酷的内战平息了事端。史学家塔西佗记录说：“现在，帝国的秘密被揭开——皇帝可以在罗马之外产生。”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罗马采取的办法的确保卫了边疆地区。在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羌族人一样人口迅速增长。此后，部落之间互相争斗，与罗马的城镇开展贸易，并悄然经由河道进入帝国内部。为了完成这些事情，他们必须组织起更大的团体，推选出强势的首领。为了应对边境日渐松懈的问题，罗马帝国和汉朝一样建造起长城（最著名的是横贯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监督贸易，并且反击入侵活动。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成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似乎还处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而且马可·奥勒留对哲学充满热情。然而，他必须面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众多问题。在他即位当年，第一次严重的瘟疫在中国西北边境的军营爆发；来自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入侵罗马，迫使马可·奥勒留纠集军队来应对威胁。拥挤不堪的军营为疫病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于是在公元165年爆发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记载都含糊不清），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伴随着遥远北部和西部发生的人口变动，强大的日耳曼帝国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罗马。马可·奥勒留用他的余生——13年——与入侵者抗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