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第9/11页）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却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以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当然，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瑟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问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问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2.将社会量化并进行比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比较，对于解释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加有益。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1）在我考察的4个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特性。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特性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特性之外，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特性。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4个特性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足以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特性。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特性，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或相互重叠。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特性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