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5/11页）

三　“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与“以秩级为公卿大夫士”

《秩律》中的二千石诸官，相当一部分是诸卿。我们说，禄秩的伸展意味着“更高级的官僚也用‘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那么就含有这一意思：此前同一层次的权要地位还不是以“禄秩”来认定的。后来诸卿变成了二千石。那么秦汉诸卿是如何成为“卿”的？这个旧日爵称是怎么跟“二千石”挂钩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揭举“以吏职为卿”与“以秩级为卿”之义。“以吏职为卿”，是说各种官职的沉浮之中“吏职”不断上升，由此涌现出一支新的“卿”的队伍；“以秩级为卿”，是说这个新兴的“卿”的队伍，是以二千石、后来是中二千石来确认的。

周制，王廷有“卿士”，系执政大臣之称。有学者说“卿士”是一种爵位(17)。但晁福林先生认为，“卿之执事者成为卿士，反过来也可以说卿士是卿之有官职者”；周朝“不使卿位与官位相结合，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级别、荣誉的标志，既无固定职守，也没有俸禄。”(18)“卿士”之名，由表示爵级的“卿”和表示职事的“士”合成。“士者事也”。如此说来，任事者称“卿士”，有位而不任事的单称“卿”。但这种区分不一定很严格，而且“卿士”之名不反映分工与职掌，也只是类称而已。彭林先生又指出：“从文献看，王室卿士的日常事务有代王锡命，与盟、聘诸侯、赗禭、会葬、迎聘、征讨等，彼此之间并无严格分工，他们不专一职，随机而出。”(19)在分工严格和职掌明确一点上，“卿士”还不能跟秦汉列卿同日而语。总之，周廷有一批显贵，其位为“卿”，可能任事也可能不任事；“卿”称是品位性的，它是官、是爵还是位，不大能说清楚，兼而有之吧。与秦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内史……那样的专职卿相比，还相去甚远。越传统的社会，其官阶越“重人”而不是“重事”。重“人”就是重身份，贵族们即便没有职事，也需要用卿、大夫之类爵号使之“不失旧位”。

春秋列国的执政大臣亦称“卿”(20)。晋有六卿，然而是三军将佐之称，不是按兵刑钱谷来分工任职的。鲁国的三卿倒是分任“三司”的，即司徒、司马、司空；郑国六卿既有分工、又有位次之别，依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少正为序；宋国六卿，则是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21)。则郑、宋的六卿，行政首长（当国、为政或右师、左师）之下，若干卿各有所司，存在着职能分工。这时的卿是“世卿”，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三族之类，是先有了卿大夫的家族权势，进而在瓜分事权时各领一司的(22)。梁启超云：“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23)“权在得政之人”即是“世卿”之义，官职的占有其实是“以人为本”的。无论三卿也好、六卿也好，这“卿”仍不纯粹，有贵族品位和行政职位的双重色彩，不同秦汉。

战国卿、大夫、士等爵号，仍在发挥品位功能。“战国时代三晋、齐燕的爵秩等级，大别为卿和大夫两级”(24)；“战国时各国的爵制大致有卿、大夫两个级别”，“卿有上卿、亚卿、客卿之别，皆为一国的高爵”(25)。孟子曾是齐国的三卿之一，蔺相如、虞卿曾为赵国之上卿，燕昭王曾以苏代为上卿，以乐毅为亚卿。秦国也有上卿、卿、客卿，上卿如姚贾、甘罗，客卿如“客卿胡阳”、“客卿灶”、“客卿通”。战国“大夫”，有上大夫、中大夫、国大夫、五大夫、长大夫、大夫等等名目，比春秋复杂多了，反映了卿、大夫体制正处在蜕变之中。所谓“卿”、“大夫”，有的执政任事，有的却是闲人。荆轲不过是一介刺客，燕太子丹想利用他，给予上卿之位，先养起来。据说齐威王让淳于髡做了上卿，又说他做的官是“诸侯主客”(26)，推测他共有二衔，一爵一职。稷下学宫把学士七十余人安排为“列大夫”，“不治而论议”；三晋设有“中大夫”，用以安置贤人(27)。“某某令”之类职能性官称，一眼就能看出那人干什么；而“卿”、“大夫”只表示那人已在“人才队伍”或“干部队伍”之中了，表示他是高干还是中级干部；至于他们具体干什么，官号上看不出来，实际也完全可能有位无职。这种“卿”、“大夫”，显然是品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