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14/20页）

某些社会的结构是“林立式”的，各个领域中林立着各种等级，其间缺少制度化的高低贵贱之别；一个领域的地位和成就的尺度，并不用作另一领域的尺度。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一家独大，行政管理的级别，或说王朝官爵决定社会分层。而王朝官爵，被儒生认为是更大的社会秩序的主干；那个更大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就是“礼”。传统中国礼制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特性，那就是“品级、等级、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周朝的礼制与后世相比，其实还是比较粗略的，但已显示出那种倾向了，显示出以国家行政品级塑造社会、通过王朝制礼来安排生活的强烈意图。

从某个角度看，战国秦汉之际是一个“断裂”的时代，但二者间又存在着相当的“连续”。周朝的某些制度元素、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帝国时代延续下去了。这种延续，一方面来自制度本身一环扣一环的进化，同时儒生所传承的“古礼”反作用于现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承载连续性的因素。古代礼制的“一元化”特征和“数字化”特征，被传递到了帝国品位结构之中。这个“塑身”作用就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面，古礼传统与帝国体制也曾彼此疏离，呈现出了“二元性”；但经汉唐间的“古礼复兴运动”，礼制文化与帝国体制再度完美整合。

说到了“连续性”，因已是本编的最后部分，可以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早给了外部观察者以强烈印象。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其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了。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中国停滞”的看法。“停滞论”在20世纪衰落了，原因之一是其西方中心论色彩太浓厚了；但更重要的，则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主导是“传统—现代”视角，服务于进化与变革的时代需要。这时人们把最多努力，投入到最能体现进化与变革的“阶段论”、“分期论”上了。各种分期模式异彩纷呈。宫崎市定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67)。这一番话，可谓对20世纪“分期论”、“变革论”的一个精彩评价。

不过“中国停滞论”虽含曲解，但不全是平地生风。中国王朝在崩溃与重建中仍能维持着某些基本特点。那也被表述为“循环”。美国教科书就通行着一种对中国史基本认识：即大一统的连贯性和周而复始性(68)。费正清观察中国现代史，以“王朝循环”为出发点(69)。当然西方学者的“循环”概念，还不意味着没有进化。伊佩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宣称：“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70)“连续性”的提法不含贬义，还可以容纳“进化”而不同于“停滞论”，所以被人们广泛使用着。作为一般史观而言的“中国历史文化连续性”的提法，恐怕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张光直先生曾把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划分为西方“突破性的”和非西方的“连续性的”两种类型，后者的代表者是中国(71)。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余先生赞同“传统之内的变迁”的提法，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此他还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