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8/12页）

毕竟，“爵”是一种富有贵族色彩的制度：在“以爵入仕”制度下，官贵子弟通过袭爵而分享、延续了父祖身份，降低了政治流动，增加了身份的凝滞性。当“官本位”发展到更高程度，尤其是科举制繁荣之后，官僚流动性进一步增大，“依爵荫补”就衰落下去了。这时候的“爵”，与其说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官僚激励手段了。

宗室封爵不论，官僚的封爵主要是一种激励手段，“爵”是“官本位”秩序的从属物，却不足以安排社会身份，所以与“官”无关的赐民爵制度，东汉以后就逐渐低落、消沉了。赐民爵的做法，至唐宋偶尔仍有其事，明初朱元璋也一度赐民爵。这些民爵主要面向耆老乡贤，当然也含有调节社会身份、提高乡里耆老地位的作用。不过此时民爵价值微末，社会影响很小，若干史家都不知其事了，与秦汉平民大量拥有爵级，以至有人怀疑“民尽赐爵……几无百姓矣”的情况相比，还是很不相同的。唐朝赐民爵，称之为“古爵”；宋朝赐民爵，通用“公士”一级(33)；朱元璋赐民爵，索性弃古爵不用，而是另创里士、社士、乡士之号(34)；清廷优待耆老不用爵号，改赐七八九品的官服顶戴了(35)，也算是向“官本位”倾斜的又一个表征吧。

三　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

回到汉晋间的官阶变迁上来。无论如何，九品官品对各种位阶的整合，可以看做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依爵起家”固然增加了“爵”的分量，但也使“爵”与“官”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了。从“涵盖度”看，汉代禄秩最初只用于“吏”，对“宦”未能覆盖，跟爵级也只达到了“比”的关系。而九品官品，自初就是一个总体性的架构，它把各种官职、名位、衔号都收容在内了。秦汉“爵—秩体制”由此告终，其品位结构的“二元性”由此消失。唐朝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下，职事官、文阶官、武阶官、勋官、封爵森罗其中而井然不紊。“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历代沿用不废。

所谓“复式结构”，是就官品的总括性而言的。它构成了各色位阶的公共尺度。官品与禄秩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后者主要是官职的等级；官品也不同于现代的——如美国的——共同职等。美国的共同职等GS18级跨越了几百个职类，把各个系列的各种职级涵盖其中，但它依然只是单纯的职位等级，不含品位意义。而九品官品既是职位的尺度，也是品位的尺度，把品位、职位都涵盖在内了。所以，很难说九品官品只是品位等级或只是职位等级，二者都是。

对这一点，近现代之交的论者已有强烈感受。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的《厘定新官制纲要》云：

官之有职，所以别职掌之崇卑、定权限之大小。至于官吏升转由卑而崇、由小而大，俸给额数亦为是为差，固易明也。然有处同一之职，而年资有久暂，则俸给亦有多寡，是非别立官等，不足以明之。查官以等分，实为周制；礼失求野，今乃于日本官制见之。我国不然，以品为等，设正从九品之制，而以一切之职配之。凡设一职，必定其品于是。品、职合并，混而不明。

夫品也者，所以别个人之身份与其待遇者也。冠珠补服之异，车帷坐褥之异，甚至上封三代，旁及尊亲，皆视其本身之品以为标准，则其性质，乃国家对于个人之荣施，其理至浅而无可疑。若其不然，子孙任何官职，即以何种官职封其先人，有是理乎？以此言之，则所谓以品为等者，非真以品为等也，乃无官等之名，不得已借品以明等耳(36)。

其实唐宋有阶官制度，实即“官等”。资格、特权与礼遇用阶官来维系，阶官尊卑与职位高下可以不一致。明清阶官制度大大衰落了，九品官品既用作官职等级、又用作官僚个人的资格、特权与礼遇等级，发挥着《纲要》所谓“官等”的功能。官僚要先行获得官职，然后再依此官职的品级，确定其相应的资格和待遇。这样，较之唐宋，各种待遇相对向官职倾斜了。所以明清构成了中国官阶史的又一个阶段。此时职等与官等看上去混淆了，故《纲要》作者觉得有辨析必要，对官品不仅是职等，同时也是官等一点，后文还提供了很充分的说明，文繁不备录。然而作者忘记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官等”，唐宋阶官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