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第8/15页）

今若以其时门第与僧寺，拟之欧洲中古时期，以门第比彼之封建贵族，以僧寺比彼之耶教教会，则有两端显著相异。一则在中国，虽南北分裂，亦尚各有统一政府。二则远自西周以下，春秋战国秦汉相承，一千几百年来之文化传统，书籍文物，种种皆在。故此六百年来之学术与人物，除却新加进一种佛教教义外，实仍一线相承，既非中断，亦非特起。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即佛门中人，亦各有以往文化传统之血脉灌注，精神流渍。并非专信外来宗教，与中国自己传统敌对排拒，不相融贯。此亦大可注意之一端。

上面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六百年中之教育，当为中国教育制度史上演变之第四期，此下隋唐统一盛运重开，则转入为第五期。

五

隋唐统一盛运再兴，于是汉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随之复起。唐初太宗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太学生多至八千余人。又有书、算、律各门专科，学制似较汉代更为进步。

但汉制须先进太学，再经选举，而唐代则教育考试分途发展。太学出身与进士之公开竞选属于两事，把考试来代替了汉代之选举。学校出身其事易，公开竞选其事难。社会群情，都看重进士，不看重太学生。当时中央政府地位虽高，而国家公立教育，则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还有门第教育与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则未见有大胜于魏晋南北朝之世。

唐代考试重诗赋，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试本是一种智力测验，短短一首诗，其中有学问，有抱负，有寄托，有感想，不仅智力高下，即其学问人品，亦可于此窥见。若作策问或经义，题材内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胜。而且陈陈相因，易于揣摩抄袭，不如诗题，层出不穷，无可准备。而应考者却得借题发挥，各尽其趣，于拘束中见才思。

唐代终于把进士考试来渐渐替代了门第势力。社会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厕身仕宦，使仕途不再为门第所垄断。而寒士应考前，则常赴寺院中读书。乃有如王播饭后钟故事。相传播客扬州某寺，随僧斋餐。僧伽厌怠，乃斋罢击钟，播作诗有“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后播显达，出镇扬州，访旧游，其所题诗，已受碧纱笼之。或传段文昌事与此相类。其他此等事，亦复屡见。

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寺院所养不为世用，门第出身，比数渐不如进士之多。而进士又仅尚诗赋，不免实学渐衰，流于轻薄。唐晚季，昭宗时，郑綮以为歇后诗得相位。彼自谓纵使天下人皆不识字，相位亦不及于我。制诏既下曰：“笑杀天下人。”又曰：“歇后郑五作相，事可知矣。”或问綮，相国近有诗否，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那得之。”此亦可谓有自知之明。然国家岂得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人来掌理治平。其时则已若政府社会举世无才，有才则只在寺院中作禅宗祖师去。

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乃于宅旁建书院，藏书其中，延纳后秀之来者，可为子弟作师友。又为避世乱，常择名山胜地建书院，则受寺院影响。而书院之盛，则待宋代。故言中国教育史，有唐一代，实有腰虚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六

宋代特矫唐弊，公私教育皆特盛。其先则自社会私家教育开始。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皆先在寺庙中成学，再复从事于社会下层之私家讲学事业。范仲淹继戚同文在睢阳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而以胡瑗在苏州湖州书院讲学为尤着。其在湖州，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俨如今大学之文理分院制度。经义斋培植通才，治事斋指导专长。一时人才纷出。朝廷诏下苏湖取其法为太学制度，并召瑗为教授。宋代之国立太学，乃采用社会下层教育成轨，此亦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