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第2/2页）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四大门”信仰，不仅相对完整地自成体系，体现出一种“宗教”的形态，而不只是一些俗信的碎片，同时它实际上还可能是一个更为庞杂的宗教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此庞杂的宗教文化体系，很难从宗教学的学理去把握，而往往只能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从扎根于民众生活的宗教亦即民俗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从香头的“定期朝顶”仪式、有关其“坛神”的解释等，我们可以发现，“四大门”信仰至少曾部分地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以庙会及庙会轮值形式组织起来的神话和信仰体系之中。这个主动或被动的被吸纳的过程或许十分复杂，我们尚不知其详。但可以肯定地说，“四大门”信仰虽然只在那个神话谱系及信仰系统中占据较为基层的位置，但其与乡民们的关系却可能是最亲近的。

当代中国民俗学从北京大学起源时，曾有过一次著名的有关妙峰山庙会的调查，后来人们也曾做过不少追踪性研究(6)。其成果固然煌煌大观，但都较少注意到在以庙会、庙会轮值及“香会”形式所组织起来的民众信仰体系的底层，可能还有类似于“四大门”信仰之类的构造。即便是被认为最有价值的顾颉刚先生《妙峰山的香会》一文，也主要只是依据他所抄录的香会“会帖”写成的(7)。就此而言，时隔六十多年，《四大门》这篇论文给我们的启发依然十分重要，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有不宜忽视的学术意义。我以为，“四大门”之类的信仰和京津、华北一带的庙会或庙会轮值体系之间的深层关系，乃是今后值得进一步重视和开拓的学术课题。

受到杜尔干的宗教观和其社会学观点的影响，《四大门》的作者相信，农民的此种信仰便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因此，他是把“四大门”信仰当做一类“社会事实”展开调查和研究的。他认为，即便是“四大门”这一类民俗宗教的存在，也是与其所在社会的情形相吻合的。就是说，透过“四大门”信仰，我们有可能对当年北京西北郊的乡民社会获致一定程度的了解。

作者的“四大门”研究，同时也很重视社会功能的分析，重视在社区背景下理解“四大门”信仰及其神职人员即“香头”的各种活动，包括香头的社会地位与社区任务、香头相互间的社会关系网络、香头与乡民间的联系以及香头独特的礼仪等。作者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破除迷信”的时代压力下，香头制度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得以延续，即便今天看来，依然是并未过时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