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到底玄不玄（第2/5页）

嵇康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声音之美在于音乐的节奏和形式，其本身并无哀乐之分，它之感动人的效果完全在于听者的感受。因此，他反对将“音乐”作为一种教化的手段而鼓励人们从音乐中获得真正的感动。同时他在反驳有人提出的“自然好学论”的观点时说，人的自然本性是喜欢安逸而不受外物的束缚，儒家的“六经”旨在限制人们的欲望，根本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他说有人视“六经”为太阳，而他则认为学堂像停尸房，念经为鬼话，“六经”为垃圾，仁义为腐臭。只有将礼乐文化通通摒弃，才能恢复人的真实的本性。他这种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极端的观点，在他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封信中，他回绝了山涛劝他当官的邀请。他说自己习惯睡懒觉，喜欢弹琴唱歌，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而当官所必须遵守的种种规则和冠冕堂皇的形象是他所不堪忍受的。他还说，他不喜欢俗气的人，说话耿直，而如果当官就只能整天与俗气的人打交道。最关键的是他看不上周公孔子，而这也无法被人所容忍。如果对照孔融以非孝的名义被曹操所杀的事例，嵇康之不合作的立场自然会不能为司马家族所容忍。杀之而后快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

在竹林七贤的感召之下，放达任性的行为成为社会的风尚，而播下龙种收获的往往是跳蚤。东晋的戴逵在其《放达非道论》中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锋芒直指那些假名士的放达行为，认为这只是东施效颦而已。因此，司马家族在取得了对社会整体的控制之后，整肃社会秩序自然是当务之急。而体现在观念形态层面，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时尚。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当时“名教中自有乐地”。

据《晋书·阮瞻传》记载，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王戎十分欣赏这三个字的回答，便封了一个称为“掾”的官给他，当时称为“三语掾”。因为话语的机智而获得官位，阮瞻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位，但这里提出这个典故是要说明，经过竹林狂士否定礼教的时期后，在晋朝试图融合名教和道家之对自然的向往态度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这种潮流的最佳说明者是郭象。

郭象的形象多少有些模糊，主要是因为至今仍众说纷纭的抄袭事件，也就是说有许多证据表明他的成名作品《庄子注》大量抄袭了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所作《庄子注》的内容。历史的真相我们已经无从查清，但郭象的《庄子注》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智慧的著作。

郭象对于名教和自然的关系的解释是很有意思的。他首先改造了庄子所提出的“自然”观念，将庄子反对一切人为因素的自然，巧妙地与儒家的秩序相结合，提出“性”和“分”的说法，提出自然就是顺应自己的本性，而人的社会性也成为人的本性的一种形态。他开始对庄子的《逍遥游》作了新的诠释，指出展翅翱翔的大鹏和只能在小树林中觅食的小鸟，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只要发挥了自己的本性，就是自由的。

郭象通过对“本性”概念的引入，有效地将人的行为也当作自然的构成，甚至是人对自然的一些改造，即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二自然归结为“自然而然”。如庄子所着力辨别过的“络马首，穿牛鼻”的问题，在郭象看来，马之让人骑和牛耕地完全是因为它们本性中有这个特性。所以，这并非不自由的。

对于当时盛行的对于圣人的评论，郭象也作了许多解释。他说圣人与常人就是不同，圣人因为他具备了德性，所以他担负的责任也不一样。这显然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新说法。圣人总是因时而行，留下了很多制度和文章，这些都是“迹”；一般人拘泥于圣人的制度和文本，却没有理解圣人真实的意图。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圣人，而是应超越对圣人的亦步亦趋，用不着将圣人们说过的话、确立的规则视为不可更改的铁律，而是要体会这些表面背后的真正精神。由此他勾画出儒道合一的圣人形象：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用陶渊明的诗来说就是“心远地自偏”。名教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便得到妥协性的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