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第5/5页）

真不知道李鸿章当时如果了解了这个男童的动机，会作何感想。

鸦片战争后，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许多人因此得到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部很有见地，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弱点的倾向。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身上优点有限，缺点无穷，比如“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在所有的“中国人国民性专家”里，最有名的是传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曾经深入中国腹地，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街头的乞丐和苦力，都打过交道，还学会了多种中国方言，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成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必读书。他认为，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在专制的统治下变得“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他和中国人打了三十年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从此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基本变成了负面，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观。而“国民性”三个字，不久之后也进入汉语。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