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的鹦鹉（第5/7页）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从邻近房间传来一台电话模拟其他电话的响声。我想着那只鹦鹉，它只在半英里远的壁橱里。一只厚脸皮的鸟，不仅令人疼爱，甚至还令人肃然起敬。写完《一颗质朴的心》后，福褛拜怎么处置了这只鹦鹉？他是不是把它放进橱柜后忘记了它恼人的存在，直到再想找毛毯时才又发现了它？当四年后，一场中风使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许想象到一只巨大的鹦鹉盘旋在他的头顶——这时不再是接受圣灵的欢迎而是文字语言与他的诀别？

“我苦恼于自己使用比喻的倾向，而且一定非常过度。我被比喻吞噬了，如人们遭受跳蚤噬咬一样。我什么也不做了，而把时间全花在掐死它们上。”福楼拜运用语言得心应手，但是他也看到语言潜在的不足之处。记得他在《包法利夫人》中给出了伤心的定义：“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因此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小说家：他是一个顽强地追求至善至美的风格大师；或者，他是一个觉得语言存在着令人伤心的不足的人。推崇萨特思想的人赞成第二个观点：对他们而言，露露的无能体现于他只是在重复他所听到的词语，这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小说家自己的失败。鹦鹉即作家，他无力地承认，语言是可接收的、具有模仿性的、无生命力的东西。萨特自己指责福楼拜的被动性，指责他的on est parlé——语言被说的观点（或者说，指责他在这种观点中的共谋作用）。

泡沫的破碎是不是宣告另一个暗藏的指涉咕嘟咕嘟地死去了呢？在你读故事过程中，在猜疑自己是否过于陷入故事中的时候，也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独，也许也是最愚蠢的时候。批评家把露露看成语言的标志是不是错了？读者把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视为作家的声音符号是不是错了——更糟的是，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那就是我所做的。也许，这使我变得与费莉西泰一样头脑简单。

但是不论你把它称为故事还是文本，《一颗质朴的心》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起。请允许我引用大卫·霍克尼自传中的温和但也许并不明确的话：“这个故事真的感动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深入并真正使用的主题。”1974年，霍克尼先生创作了两幅蚀刻画：一幅是漫画版——费莉西泰对去国外的看法（一只猴子用肩膀杠着一个女人偷偷跑了），还有一幅是费莉西泰与露露一起睡着了的宁静画面。也许他以后还会创作一些。

在鲁昂的最后一天，我驾车到了克鲁瓦塞。天上正下着诺曼底雨，轻轻的，密密的。以前只是塞纳河岸边的一个背靠着青山的遥远村落，而现在已经被淹没在一片砰然轰响的港区。打桩机轰轰震响，起重机挂在你头顶，塞纳河商船穿梭往来。经过的卡车把不可缺少的福楼拜酒吧的窗户震得哐当哐当响。

古斯塔夫注意到并也赞赏东方人把亡故之人的房子拆掉的习惯；因此，也许他不会因他自己故居遭到毁灭而像他的读者、他的追随者那样难过。用受损麦子炼酒的工厂后来也被拆除了；一家大型造纸厂现在矗立在工厂原址，显得更合适。福楼拜故居所剩下的只是沿路走去几百码远的一座独层的凉亭：当作家比平时更需要独处时，他就会隐居到这座夏日用的房子里。现在看来，小屋简陋、没有棱角，但是至少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外面平台上，一段长笛形柱状的树桩竖立在那儿，纪念《萨朗波》的作者。树桩挖自迦太基。我推开大门；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叫了起来，一位白发苍苍的看门人走过来。她没穿白外套，而是穿着一件裁剪讲究的蓝色制服。当我开始用法语说话时，想起了《萨朗波》的迦太基译者们的特征：每一个人都在胸口文一只鹦鹉，作为职业的标志。而今天，玩金属地掷球的非洲人，在棕色的手腕上绘了一个毛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