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格的斜阳（第2/2页）

您好吗？

从遥远的天空问候您。

我平安抵达任务地点。

请为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也即将赴死，为了这场战争。

然而，太宰治心目中“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显然并非浮浅的胜利而已，“太平洋战争”还包藏了和文学救赎动作一样非常“真理中心（logocentric）”的自证——那就是选择毁灭的深层意识。太宰治虚无消沉的一生始终浸沉在某种叛离旧价值的憧憬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俏皮努力揭露着文学作品不可救药的媚俗性（哪怕是非常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亦然），但是这种叛离依然十分吊诡地落入了大和民族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之中——樱花总是在灿烂的巅峰乍然凋落，太宰治也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为什么他会在《新郎》这篇小说中说：

我想搭这辆马车去银座八丁逛逛。我想穿着鹤丸（我家的家徽是鹤丸）的家徽和服、仙台平的裙裤、白足袋，以这身打扮悠哉坐着这辆马车去逛银座八丁。

啊，最近我每天都以新郎的心态在过日子。

在《新郎》的结语之后，太宰治写道：“本文写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早上听到日本和英美正式开战的报道。”或许，太宰治在这年十一月因通不过征兵体检而免役的遭遇，恰恰使他益发体认了文学救赎之无效性与欺罔性，也恰恰催迫他更进一步迈向写作，他越写下去，就越证实了“向往民众”之苍白乏力，也就越能用理性挞伐（亦控制）自己，越挞伐自己，也就越适用“新郎的心态”来反讽着精神趋近毁灭的无奈和空虚。

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生于一九○九年，死于一九四八年。《小说灯笼》是这位作家颠覆其个人与现代文学的一部挽歌，他和他的读者都会以黑塞那样“失落的一代”所惯有的“轻微的喜悦”来阅读这种自我挞伐的深邃理性和深邃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