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码（第2/3页）

徐晓楠拿到题目便奋笔疾书，我开始不三不四地找身边的同学扯淡。课间，我偷偷地看了徐晓楠作文。

那一次作文课，老师念了两篇优秀作文，一篇是徐晓楠的《我的理想是做警察》，另一篇是我的《长大后我要做警察局长》。念完后，老师让同学们发言，徐晓楠突然失声痛哭，哇哇地哭，跟丢了十块钱似的，哇哇地哭，一点儿也不像人民警察。

五年级下学期。

我成绩下降得厉害。

我开始在日记里写徐晓楠的名字，写得飞快，字迹凌乱，仿佛我在微风里，一遍遍地喊她：“悬”。

班主任频频来家访，让我爸我妈好好管住我，多谈心，多敲打，多教育！

班主任其实已经从师专毕业了五年，却还是单身。

“这事儿挺急迫的，”我跟我妈说，“我们班主任想让你帮忙给介绍个对象。”

我妈古道热肠，风行雷厉，四天后就给我们班主任物色了一个。

那姑娘，卷发头，大嗓门，穿着布拉吉，热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希金语。

不知道班主任是否热爱，总之，家访的事，他没有再来。

有一天，我看见班主任骑自行车带着“卷发头”迎风摇摆。我疾步跑上去，以极为平静的口气说：“老师，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边跑边解释，班主任没搭理我，也没有再腾出一只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第二天上课，班主任找我谈心，他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在仅有两个男生的教师宿舍里，指天为誓：此事自生自灭，就此打住，否则来世转猪，永世不得出栏。

出了宿舍，我正撞上徐晓楠，我冒死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她，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她，我是多么希望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是她，蹬车轮的是我。

徐晓楠不以为然，她觉得我要变成猪这事是完全的扯淡。

阳光下，她远远地笑起来，箍着门牙的钢丝套，银光闪闪，亮得我都看不到她横逸的幼鳍。

六年级，我的红领巾迎风飘洒。

市少年杯足球赛，决赛，十二码点球，我主罚。

看台上坐着很多老师和同学，我看不到银光闪闪，我找不到徐晓楠。我向观众席发送巨大的笑脸，我要把这个点球献给徐晓楠，我要给她看我所有的日记，我要给她表演我的天马流星拳。

女人说：“手靠得都累了，换个姿势吧。”

我直了直背，松开右手，又点上一支烟。太阳已经爬起来，阳光涂抹在窗帘上，像擦上百雀羚雪花膏似的，香香的。

上初中以后我们全家都搬走了。

我没有徐晓楠的消息。

她也同样不会有我的。

七年后，在一本作文书上，我读到一篇署名徐晓楠的文章。她描写了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赛末时，有人犯规，主队衡量再三，由队长主罚点球，十二码，他一球定乾坤。

她写道：“人生就像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无时无刻不在和命运赛跑。当你站在罚球线上时，千万不能犹豫，不能左顾右盼。十二码是衡量人生勇气的距离。”

她写得很对，但她显然忽略了比赛的实事，从此我再也不想联系她。

过了七年，我在同学的婚礼上遇到了徐晓楠。

她留着铅直的长发，没有了银光闪闪的钢丝牙套，笑起来软软的，像一块高粱饴糖。

如果那天她是伴娘，也许我会鼓起勇气主动找她搭讪，可惜那天结婚的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作为伴郎，我拼命替新郎挡酒，飞快地撂倒自己，甚至没有和徐晓楠说过一句话。

又过了七年，我在小学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上遇到徐晓楠。